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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的西方舆论场中，甚至出现了“Macroning”一词，用以讽刺和批评马克龙的立场。一些评论指责他“胳膊肘往外拐”，认为在俄乌冲突仍然激烈、欧洲安全高度依赖美国支持的背景下，马克龙却借访华之机对欧洲盟友“说教”。此时强调法国口中的战略自主，无异于在关键时刻“背刺”西方联盟。这种批评不仅反映了对马克龙个人外交风格的不满，也折射出欧盟内部在对美关系、对华政策以及自身战略定位问题上的深层分歧。

　　从更广泛的层面看，这场争论凸显了欧洲在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的张力。尽管“战略自主”已成为欧盟官方话语中的重要概念，但在实际政策选择上，跨大西洋关系依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先地位。相较之下，中国在不少欧洲国家的认知中，仍被视为一个“非西方”的外部力量，其角色更多是被工具化地理解为平衡美国影响力的筹码，而非一个可以在平等基础上构建长期战略互信的伙伴。这种认知结构，深刻制约了欧洲对华政策的独立性，也使得马克龙试图推动的“第三极”愿景在欧洲内部面临重重阻力。

　　Macroning词义：故意加大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同时却对欧洲伙伴们进行说教，指责他们幼稚，并强调欧盟需要增强自身的战略自主性 （来源：网络）

　　时至今日，此次马克龙访华结束后，其对华表态并未再延续上一次访华时“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战略叙事。相反，马克龙选择投书《金融时报》，公开强调有必要对中欧贸易关系进行“再平衡”，并明确表示若相关问题得不到改善，欧洲不排除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一迅速从在中国“握手合影”，离开后立马转向在对华经贸问题上展现强硬立场的转变，表面上看似“双面人”，实则有其深刻的结构性战略自主的考量。

　　欧洲战略自主的核心并不是“”或“亲美”，而是让欧盟在关键领域具备独立选择与行动能力，避免在大国竞争中被结构性裹挟。马克龙一贯主张，欧盟既不能成为美国的附庸，也不应在经济与技术上对中国形成单向依赖。从这一点看，文章中的“再平衡”并非否定对华合作，而是强调关系的对称性与可持续性，这是战略自治的经济维度体现。文章中最突出的变化，是马克龙将重点从宏观政治姿态，转向贸易失衡、产业竞争与制度对等问题。这与欧盟近年提出的“经济安全”“去风险化”高度一致。

　　马克龙在访问四川大学期间向学生们致以问候，这是他对中国为期三天的访问行程的一部分（来源：路透社）

　　与2023年相对主动、自信地访华不同，此次马克龙访华发生在法国乃至欧洲整体“内外交困”的情境之中。在国内层面，法国长期受困于退休制度改革引发的社会动荡，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持续攀升，政治稳定性明显下降，政府总理更迭频繁，政策连续性受到严重制约。对马克龙而言，国内治理压力不断加大，其外交政策空间也随之被压缩。在国际层面，外部环境同样急剧恶化。一方面，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完成了从强调盟友体系与多边主义的建制派拜登政府，向强调“美国优先”、更具门罗主义色彩的特朗普政府的转变。这一变化使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和经济政策的可预期性显著下降。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全球贸易战并未因欧洲盟友身份而对欧洲网开一面。而欧洲自身长期存在监管体系冗余、能源与劳动力成本高企的问题，严重削弱了制造业竞争力。

　　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高科技选择将研发端向美国迁移，以获取资本、市场和政策支持，而将制造端转向中国，以利用其成熟的产业链、规模优势和成本效率。其结果是欧洲本土逐步被“掏空”，仅剩下部分传统高端制造业作为经济支柱。然而，近些年，随着中国高端制造业在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工业设备等领域迅速实现规模化和成本压缩，欧洲引以为傲的汽车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这种竞争并非单纯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是直接触及欧洲工业基础和就业结构的系统性冲击。中欧贸易失衡的迅速扩大，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焦虑，构成了欧洲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衰退化”的深层原因之一。而这就是马克龙提出要“再平衡”中欧关系的核心原因。

　　尽管在《金融时报》的通篇文章中，马克龙通篇并未直接使用“战略自主”这一概念，但其背后的逻辑中仍然可以看到战略自主的影子，其核心指向仍然是强化欧盟自身的能力建设。从受众来看，马克龙此文的指向并不主要在中国，而是在欧盟内部展开一场战略层面的“再定位”。针对长期以经贸利益为优先考量的成员国，尤其是德国等国家，文章试图打破“经济合作可以与战略风险相互切割”的既有认知，强调对华经贸关系本身已深度嵌入地缘政治结构，持续的失衡将直接转化为欧洲的战略脆弱性。与此同时，对于东欧及更为亲美的成员国，马克龙通过强化经贸领域的强硬措辞，意在表明所谓“战略自治”并非对华政策的软弱化或“绥靖”，而是一种以欧洲自身利益为中心、更加成熟且具有防御能力的对中国开放并与之合作的政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章的核心目的在于为“欧洲战略自治”争取内部合法性，使其既有别于美国主导的全面遏制逻辑，也不同于欧盟过去以技术官僚理性为主导的自由贸易主义传统。

　　因此，马克龙在对华经贸问题上展现强硬，既是回应国内政治与产业压力的现实选择，也是向欧洲内部传递“必须正视自身结构性脆弱”的政治信号。所谓对华“再平衡”，并非简单的对抗姿态，而是试图通过同时对中国开展合作与斗争思维，为欧洲争取时间与空间，以重建其工业基础和经济竞争力。从这一意义上看，马克龙立场的转变并非对战略自主的否定，而恰恰是其在现实困境下，重新定义合作的条件与边界的表现。

　　中国目前对全球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高达1万亿美元。过去十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几乎翻了一番，达到3000亿欧元。由于美国加征关税，加之国内消费疲软，中国的出口商品目前正大量涌入欧洲。无论是对欧洲，还是对中国，这都不是可持续的。

　　然而，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和设置配额将是一种非建设性的应对方式。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贸易失衡既是欧盟自身生产力疲软的结果，也源于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政策。

　　持续沿着当前路径发展确实可能引发严重的贸易争端，但中国与欧盟都具备扭转失衡的能力。加强欧洲单一市场建设并释放其储蓄潜力，将有力刺激欧洲大陆的创新与经济增长。若能在两个区域间建立公平的投资竞争环境，将有效提升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比重。

　　从欧盟的角度出发，首要任务是基于竞争力、创新与保护原则，切实推进新经济议程的落实。

　　为提升竞争力，欧洲需在能源、医疗和数字领域完善内部市场机制，并对高增长潜力的行业开展大规模创新投资及颠覆性研究和技术布局。同时，将所有关键材料、实体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去风险化纳入该议程也至关重要。

　　我们同样需要为企业扩大规模、与全球同行竞争创造更便利的环境。只要“欧洲优先”政策意味着支持本土战略性产业——包括汽车、能源、医疗和科技领域——我们就不应为此感到不安。抵御不公平竞争是构建经济韧性的基石。

　　我们绝不能天真行事：可靠的保护战略必须确保我们具备抵御规则破坏者的能力。正因如此，我们拥有一系列贸易保护工具，包括关税及反胁迫措施。任何人都不应质疑我们使用这些工具的意愿。

　　其次，为筹措必要的投资资金，欧洲必须充分利用其约30万亿欧元的储蓄池。当前，每年有3000亿欧元流向海外投资，现在正是我们欧洲人勇于承担风险、投资本土企业的关键时刻。

　　简化监管条例、推进资产证券化及实施统一监管，将释放大量亟需的资本。建设储蓄与投资联盟可以确保欧洲储蓄的自由流动，并为创新与增长注入资金。欧洲还应通过发展欧元稳定币、推出数字欧元，并创建具备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资产以支撑国防与科技融资，从而强化欧元的国际地位。最后，欧洲的竞争力不应因美元和人民币贬值而受损。

　　第三，中国必须解决其内部不平衡问题。通过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降低储蓄、提振内需并推动服务型经济发展，这对中国的长期增长具有关键意义。

　　第四，重塑双边直接投资格局至关重要。中国长期以来受益于欧洲的直接投资与技术合作，欧盟对华投资已接近2400亿欧元，而中国对欧投资尚不足650亿欧元。当前中国在能源转型与清洁交通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而欧洲仍在众多服务行业保持优势。构建合作框架是两地实现最优发展的关键路径：欧盟应保持开放，允许中国在其优势领域进行投资，使中方投资需带动就业创新与技术共享；同时，欧洲服务业也必须持续深耕中国市场。

　　在我最近一次访华期间，已明确表态：我们必须通过合作方式重新平衡经济关系——建立中国、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实质性伙伴关系——否则欧洲将不得不采取更具保护主义色彩的措施。我始终更倾向于合作共赢，但若必要，也将坚决主张采用后一种方案。

　　不过，我坚信只要真正考虑彼此的需求与利益，我们就能建立惠及各方的国际宏观经济议程。正因如此，强化欧盟的竞争力、创新能力和防护机制显得尤为紧迫。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捍卫欧盟的监管主权，包括在对美关系中的主权。

　　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将成为法国明年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期间的核心议程。我们将邀请主要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携手合作。为使此次再平衡进程惠及各方，我们必须立即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