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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是证监会主席助理、上交所总经理、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一句话，撬开了整个浙江金融系统长达十余年的贪腐暗箱。

　　据悉，号称“朱十亿”的朱从玖，因“受贿罪”被提起公诉，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原计划考虑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在审讯中，因主动供述了自己未被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实，并交代了一批同案人员，死刑得以转机，改为无期徒刑。

　　在朱从玖长达20多页的供词中，涉及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四大国有银行的浙江省分行、杭州银行、浙商银行，共10余位行长级别干部，以及多家券商、PE机构，多个政府融资平台负责人等，可说是浙江金融业“一把手”几乎被连根拔起，无一幸免。

　　2023年3月~2025年5月，在两年多时间内，浙商银行原行长张荣森、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郭心刚、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高强、杭州银行原行长虞利明、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冯建龙、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沈荣勤、浙商证券原总裁王青山、交通银行宁波分行原行长屠良钢、浙江省委金融办原副主任潘广恩等相继被查或主动投案，浙江金融业陷入“巨震”。

　　1965年，朱从玖出生于安徽省肥西县一个普通农家，毕业于安徽财经大学，后就读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之后一路攀升，一度是金融界最棘手可热的“政策通”学者官员，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最核心的一代人。

　　公开资料显示，朱从玖1992年11月进入中国证监会，到2012年5月转任浙江省副省长前，他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任职近20年时间；2012年朱从玖升任浙江省副省长，主管国资和金融，于2022年6月辞任。2023年1月朱从玖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仅三个多月后任上被查，这年他59岁。

　　在过往履历中，出任上交所总经理的时候，年仅35岁的朱从玖是上交所最年轻的总经理，前途一片光明。

　　2011年下半年，民间借贷、联保危机在浙江数度爆发，浙江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凸显，经济受到拖累，温州更是成为“重灾区”，大范围出现民间金融链条断裂。

　　这一背景下，2012年3月，国务院启动温州金融改革12条，同年5月18日，47岁的朱从玖调至浙江，成为浙江分管金融的副省长。

　　“圆脸、戴黑框眼镜，憨厚敦实。”这是朱从玖在浙江初上任时给媒体的第一印象，不“像”贪官。

　　朱从玖喜欢读书，喜以“金融学者”自居，讲话时常引用《道德经》、《孙子兵法》。主政浙江金融时，他提出要“让金融回归实体，服务科技，重构金融资源网络”。

　　朱从玖把多年积累的券商资源，导入浙江；与省内银行系统的高管建立“非正式小圈子”，鼓励地方政府搞“政府+金融平台”的融资模式。

　　在他主政期间，浙江多个城市设立了“产业投资引导资金”“金融创新服务平台”“政府担保公司”等多个平台。

　　这些平台，成了地方举债与企业输血核心工具的同时，后来也成为权利寻租的重灾区。

　　这点从朱从玖“朱十亿”称号得以体现，根据公开报道，朱从玖的妻子从事收入较高的私募基金行业，家庭资产雄厚，多年以来就是证监会及浙江省高级干部里公开的“有钱人”，向组织申报的财产高达数亿元，人称“十亿（副）省长”。

　　2023年5月4日，朱从玖被查。根据官方通报，他涉及为多家企业IPO提供便利；指令银行发放不符合条件的巨额贷款；通过“干股”“代持”方式收受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受贿金额高达1.05亿元。

　　因案情严重，数额特别巨大。原计划以“受贿罪”提起公诉，考虑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朱从玖在最后关键时刻上交一张供词“自救”，在浙江金融业掀起滔天巨浪，撬开整个浙江金融系统的黑箱。

　　法院通报表述其“配合调查态度好，揭发他人有重大立功表现。”最终判了无期徒刑。

　　朱从玖这位曾主导了许多金融产品的设立审批，推动各类平台化运作，浙江金融系统的设计者，结果却成了规则破坏者，成为“政、银、企”三方的灰色腐败通道。

　　根据公开资料，因朱从玖案卷入风波的至少有超10位金融业高官落马，含中国银行原董事长刘连舸、证监会原主席助理张育军、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戴志康、上海证券交易所原副总经理刘逖、浙商证券总裁王青山、中信建投总经理李恪平、景林股权投资总裁高斌等相继被查。

　　这之中，包括六大行行长，中国银行浙江分行原行长郭心刚、建设银行浙江分行原行长高强、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沈荣勤、农业银行浙江分行原行长冯建龙、浙商银行原行长张荣森、杭州银行原行长虞利明，尤为引人关注。

　　今年5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沈荣勤被带走调查，成为朱从玖供出的又一颗关键棋子。5月30日，官方通报落马，启动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沈荣勤，浙江仙居人，高级经济师，毕业于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先后任职中国工商银行浙江仙居支行员工、副行长、行长，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2006年，调任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行长。2011年，重返浙江，出任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兼任杭州金融研修院院长，浙江省银行业协会会长及首届浙江省金融业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

　　因其在员工关怀领域的贡献，沈荣勤获评“全国金融劳动模范”“全国金融系统职工之友”“浙江金融功勋人物”等称号，其管理风格被媒体称为“紧紧依靠员工实现转型发展”的典范。2017年退休，随之淡出金融圈。

　　2017年7月，钱塘江金融研究院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沈荣勤担任浙江钱塘江金融研究院院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院长；其中的校董会有八大民营企业参与，如正泰集团、盾安集团等。

　　今年68岁的沈荣勤，退休后仍掌控资源平台，身兼钱塘江金融研究院院长等职，涉及八大民营企业利益圈，成为政商“旋转门”的典型腐败者。

　　这位曾经浙江金融圈最具“文化气”的银行家，在钱塘江金融研修院讲授“风险与合规”，一边端着红酒谈金融理论，一边操盘着台下弟子的升迁路径。外界尊称他“银行教父”，行长们则叫他“沈院长”。

　　2024年4月26日，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郭心刚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行纪检监察组、江西省宜春市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同年12月被开除党籍并逮捕。

　　根据通报，郭心刚违规经商帮企业，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为亲属投资金融产品提供帮助，生活腐化，道德败坏，长期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退休后仍利欲熏心，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信贷审批、矿产开发等方面谋利，通过收受和低价购买房产、溢价转让股权等方式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滥用职权高价承租办公大楼，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公开资料显示，郭心刚长期在中国银行工作，曾担任过甘肃省分行行长，与浙江省分行行长，2020年5月离职。此后，经常以浙江省金融业发展促进会会长的身份参加各类活动敛财，涉及信贷审批腐败、低价购房及股权溢价转让。

　　据称，外表儒雅的郭心刚，有个外号叫“财神大人”，他极为迷信，喜欢带着商人朋友看地看风水、选楼盘、谈合作。郭心刚还曾在分行会议室悄悄请来风水师看“财气”，命人连夜改财务部的门向。

　　在他办公室墙后暗格中，藏有三尊佛像、一张地师画的“聚财符”，还有多个大红包袋，内装数十张银行卡。

　　郭心刚不仅把银行当成了“财神庙”，还任人唯亲，把金融系统当成“家族提款机”。

　　为此，有人送他金佛、金关公、玉貔貅等，长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规接受高档宴请。

　　退休后，本应远离权利与资金的交会点，他却“退而不休”，借助自己在人行、银监系统多年积累的“人脉网”，继续在后台操盘贷款、定向牵线，违规干预和插手工程招标采购项目。表面是顾问，实则是“隐形大行长”。

　　今年4月25日，在银行工作超40年，曾担任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的冯建龙及其两任妻子，以及多名民企老板一起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5月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农业银行纪检监察组、浙江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冯建龙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根据公开报道，冯建龙私生活混乱，与第二任妻子年龄相差几十岁，长期权色交易，并有婚外生子。

　　调查人员在冯建龙家中搜出巨额财物，光现金就有500万~600万元，还有大量的奢侈品、购物卡等，目前已被立案调查。

　　颇为讽刺的是，在冯建龙主动投案前5个月，2024年11月，还出版了一本书《国有银行党建探索》，洋洋洒洒37万多字，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中振振有词的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到农行浙江省分行宣布任职当天的第一次党委会，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强化和改善党建工作永远在路上’”。

　　“在长期的金融工作实践中，我深感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是将其挂在嘴边、写在纸上，视其为抽象的概念，而是必须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必须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

　　冯建龙在10年的行长生涯里，把着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变成存贷款总量全省第一的“巨无霸”，连分行总部都搬到了钱塘江畔的黄金地段，在浙江金融圈，是大佬级的人物。

　　然而，这名位高权重的行长，手握银行贷款资源，自然少不了被各种围猎，迷失自我。

　　“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作风，纵然已退休3年，终迎来轰然倒塌锒铛入狱的后半生。

　　据称某本地地产商在高强生日那晚，送出一幅“金砖地图”，外加一晚全程陪侍，第二周便拿到了5亿元贷款额度。

　　1960年出生，目前已经65岁的高强，在建行系统任职41年，离任后转任财通证券独董，被爆违规放贷至项目烂尾并收受“顾问费”。2025年4月29日落马，被带走调查。

　　高强的饭局中，在某私人会所商谈贷款细节“被全程监控录像”成为他被查的重要证据。

　　此外，还有浙商银行与杭州银行。2024年8月18日，浙商银行发布行长张荣森辞职的公告。同日，有媒体报道，浙商银行高层大地震，现任行长及重要分行干部被带走调查。

　　2025年4月，杭州银行原行长虞利明失联后辞职，被带走传闻甚多，官方尚未发声，成为浙江本地城商行“失踪式落马”的典型。

　　浙江是全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民企密度极高、融资需求巨大，浙江也是全国融资平台最早、最多、最活跃的省份之一。

　　朱从玖在位时，曾对银行系统下过“明确指令”，“要服务实体经济，就得敢贷、愿贷、会贷、快贷。”

　　民营企业由于天然缺乏信用背书，想要拿到贷款，获得上市资源，“走关系”则成了最有效的途径，这时，银行和金融高官便成了他们的私人通道，朱从玖，正是那个能“打通上下游”的关键人物。

　　“不管企业贷款10亿元，还是想上科创板，朱副省长一个电话，所有流程全部给绿灯。” 在这样的环境里，行长们成了“金融资源的再分配者”。

　　“按政绩贷款”也在无形中成了很多银行的共识：给不该贷的项目批贷款、给已经资不抵债的企业输血、给地方国资公司搞“滚雪球”资金链续命。

　　结果，坏账高企、资产虚胖、银行系统深陷泥潭。更可怕的是，这背后的权利寻租，成了“公开的秘密”。

　　六大行行长集体“沦陷”，这面棱镜，清晰的折射出在信贷资源高度集中、监管存在盲区的年代，权利赋予的“审批一支笔”，让这群金融精英们沦为资本囚徒，银行成了他们腐败的提款机。

　　2024年金融反腐数据显示，银行系统占金融领域被查人员的68%。在受处分的金融干部中，过半涉及违规批贷或放贷，信贷权利失控，局面严峻。被处分的68名金融业领导干部中至少有18人“以股牟利”，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的有13人。

　　相关数据显示，在多个金融腐败案件中，一些新型金融产品和业务模式，存在监管漏洞，缺乏有效监管，让不法分子利用这个漏洞，在金融系统内大肆进行非法集资、诈骗等腐败行为。

　　其次，在国有银行中，“一把手”权利过大，导致在信贷审批、项目投资等重要决策独断专行，滥用权利。这些手握审批权的行长们，为谋取私利，往往在没有充分进行风险评估，仅凭个人关系就批准巨额贷款，这些贷款最终成为不良资产，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此外，在巨大利益诱惑面前，加上金融腐败的法律惩罚力度不够大，有些金融腐败行为的处罚仅罚款了事，与利益相比，违法成本较低，这让贪腐官员们更加肆无忌惮的进行腐败活动，丧失职业道德底线。

　　从昔日座上宾，沦为阶下囚，此番六大行行长“一锅端”不只是惩戒，也是警告与试点，足以点燃中国金融生态的洗牌。